乍看上去，《色戒》是一出希腊式的哀婉悲剧，和经典剧目美狄亚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希腊神话里，伊阿宋被派往科尔喀斯国，向国王埃厄忒斯索要金羊毛。国王不愿轻易交出镇国之宝，可他的女儿美狄亚深深地爱上了伊阿宋。美狄亚帮助意中人从父亲那里盗取了金羊毛，随他一同远走高飞。在叛逃过程中，她又帮助伊阿宋诱杀了追赶前来的兄长阿布绪尔托斯。数十年过去，美狄亚人老珠黄，喜新厌旧的伊阿宋准备迎娶了另一位公主格劳克。炉火中烧的美狄亚设计毒死了丈夫的新欢，接着杀害她和伊阿宋的三个孩子。古希腊人很早就意识到，对敌人的情欲是悲剧的起源之一。

     然而，《色戒》在一处关键点上迥异于美狄亚的故事。埃厄忒斯为了试探伊阿宋的实力，设置了一道难关，如果伊阿宋杀死令人生畏的神牛和巨人，国王就会将金羊毛送给他。伊阿宋和伙伴们经过一场血战，克服了难关。可埃厄忒斯出尔反尔，还是不愿交出金羊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狄亚暗助伊阿宋，多少有点弃暗投明的味道。在《色戒》一片结尾，王佳芝对易默成的暗示也属于对国家的背叛，却无论如何称不上弃暗投明——易在任何意义上不占据道德上峰。

     失去了道义支持，如果李安还想激起观众对王佳芝的同情，就必须大量动用煽情手法。在需求一方，李安在影片中多次暗示，王出身于一个缺乏父爱的家庭环境，暗杀组织仅仅将她当作情报战的工具，甚至不经商量就作出牺牲她童贞的决定。在供给一方，李安又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冷酷专权的性感美男形象，易默成的性虐癖恰好满足了王佳芝对父爱的渴望。“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一个得到爱情的女人怎么可以忍心杀害她的情人？于是，观众们被情欲说服了，同李安一起背离了政治道义。

     影评作者窦婉茹认为，《色戒》的故事核心在于男女之间固有的矛盾，即女人“一时糊涂的痴情”和男人“一以贯之的无情”。先不论这一观点对男女两性的误判，窦婉茹首先失察了文艺战士李安在政治上的良苦用心。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色戒》都是非常政治化的文本，性爱只是政治表达的情色戏码。张爱玲和李安运用他们各自熟悉的武器，文字和镜头，火力十足地论说着一项鲜明的政治主题——个体情欲高于民族大义。龙应台称李安是在“抢救历史”，不错，《色戒》正是一次针对历史记忆和政治叙事的话语较量。

     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人类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到民族国家时代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崛起，均须在个体自由和国家权力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可悲可叹，由于中华民族生存压力过大，一轮轮革命不断走向极权化趋势，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经历了文革式的惨剧。痛定思痛，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式的命题——救亡压倒启蒙。海峡对岸的人们同样体验过这种践踏个体权利的悲情。两年前，笔者在香港大学参加一个新闻研讨会，会上龙应台女士满怀激情又不失控制地讲起了她对白色恐怖的惨痛记忆。因为国家权力坐大的教训太过深刻，两岸知识分子捍卫个体自由的巨大反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李安这次在个体自由一维走火入魔，全然错用了间谍史。小说版的《色戒》本是基于一条很不可靠的传言。张爱玲不经意从别人那里听说，国民党间谍郑苹如在大衣店里对汪伪情报头子丁默邨说了一声“快走”，就构想出一段女间谍爱上男特工的情话。与《色戒》中缺乏父爱的王佳芝不同，郑苹如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出了名的大美女，时尚杂志《良友》的封面女郎。包括日本首相近卫的公子在内，郑的追求者多如过江之鲫，她何必偏偏相中一个汉奸？丁默邨也远逊美男梁朝伟，他长得一副凶杀恶煞相，又臭名远扬，怎么会讨女孩子喜欢？以丁之好色乱性和老辣冷漠，也不会轻易迷上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年轻姑娘。硬要在这段间谍案上拼凑出一段罗曼史，既有侮于郑苹如，又小看了丁默邨。笔者专门请教过美国情报史专家大卫-坎（David Kahn），据这位熟知西方间谍掌故的老者回忆，他还不曾听说过类似《色戒》的故事。可见，张爱玲的编造即便不是无有生有，也是极其很罕见的。

     李安的影迷可能会说，人家易先生就是那么那么地富有浪漫气质，像《绝代双骄》里的江枫，微微一笑就能够征服女人，可不可以呢？笔者并不是要否定男女私情，但《色戒》中的性爱并不属于私人空间，而是一桩十足的公共性事件。李安借情欲叙事走到了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已经越出了个体自由的道德底线。所谓道德底线，中国传统最强调两条：一是民族大义，二是人头落地不能长出来。王佳芝的背叛行径同时突破了这两条底线，她不仅出卖了国家利益，而且搭上了六位同事的性命。

     近年来，不少国人嘲笑过传统的忠奸观念，认为那种力辨华夷、黑白对立的民族观念太过简单和狭隘。从五代的冯道，南宋的秦桧，明末的吴三桂，到民国的汪精为，都有文人学者乐于为其当翻案律师。笔者承认，历史的真相的确比戏台上的剧情复杂得多，汉奸也在异族统治底下做过善事，主和派可能对敌我实力的评估更准确，引外族入关者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卖国贼也有“我本善良”的一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存在种种主客观原因，汉奸毕竟与敌人合作了，或是充当满族人的走狗，或是降格为日本人的工具。同胞们还在抗争异族入侵，汉奸已经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如果说敌占区的老百姓苟且偷生尚可原谅，政治精英人物的背叛则殊难赦免，因为没有一个伟大民族可以在汉奸的逻辑上挺立起来。

     为了看清《色戒》在伦理层面的误导，我们再退一步推证。假设四十年代初的时代背景并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而是两个军事集团在竞争东亚地区的主导权，道义上谁也不比谁高多少。日军当年声称，对华战争只是针对英美殖民者的“解放战役”，难道只准西洋人拥有租界，就不许东洋人设立占领区？即便如此，王佳芝作为战争一方的情报人员，也没有理由叛变组织。若是她因经受酷刑打熬不住，尚情有可原。出于情欲的背叛，则绝对不可以宽恕。想想看，如果前线的士兵看上了敌方的将官，为搞同性恋而调转枪口，这仗还怎么打？王佳芝陷自身于不义，还连累了六位同志，违反最基本的军事纪律。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色戒》在美国放映后，有位汤姆森先生（Desson Thomson）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是“开放的心灵不是为封闭的头脑准备的”（Open Hearts Aren't For Closed Minds）。如果二战期间美国女间谍放走德国情报官员，不知汤姆森先生的心灵是不是还会如此开放？

     我们不妨从道义立场上再退一层。假设王佳芝连军事集团的一员都不算，只是国民党情报机构雇佣的职业杀手，那么她至少应该讲点职业道德。人家给你钱，你迷上目标，还不了酬金也就算了，总不能让主顾连命都赔上吧？如果说王在第一次行动中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第二次她可完全清楚其中的利害风险。王佳芝有交易的自由，甚至有中断合同的自由，但是不应具有背叛商业伙伴的自由。跻身全球精英的李安可以有家无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可如果他还坚持契约精神，就应该为重庆方面说几句话。

     事实上，李安恰恰不想为抗战力量说话。《色戒》在港台公映之后，《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硬想把《色戒》整到“大中华”框架里去，说是马英九也为片中的爱国场面动容云云。其实《色戒》中的爱国场面正是李安的败笔。笔者在华盛顿观看《色戒》，演到“中国不能亡”那一幕，银幕下的美国观众纷纷发笑。我们看《北非谍影》中法国流亡者演唱《马塞曲》那一幕，有过这种滑稽感吗？我不认为李安有意出此效果，可他对悲壮场面的处理远不如他在床戏上下的功夫。影片中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情报人员老吴，是个很单薄的长官形象，只会吹胡子瞪眼地讲一番大道理；而王力宏扮演的爱国青年整个一油头粉面的公子哥儿。

     邱立本有意无意地误读了《色戒》，龙应台才是李安真知的知已。与李安一席长谈之后，龙应台在《亚洲周刊》发表《我看色戒》一文，深得该片的个中三昧。龙女士告诉我们，其实丁默邨不是那么坏，他利用日伪情报长官的身份为“党国”做过不可忽视的情报工作，不亚于战场上将军们的贡献。丁的死罪也并非出于战争阴云，而是缘于他“贪看湖上清风”，不能算是罪过。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虽然没有龙女士替汉奸翻案的耐心和仔细，也还理解情报工作的意义。问题是，丁默邨是在战争形势逐渐明朗，胜利女神开始眷顾同盟国之后，才开始向重庆方面示好的。丁早年就是变节的共产党，一看势头不对，再次使出见风使舵的伎俩。如此反复的小人品性，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一意孤行的独裁者，后者至少还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按说龙女士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这点政客权谋还看不出来？至于蒋介石一怒之下处死丁默邨，固然体现了暴君的性情乖张，不过，龙女士既然可以体谅王佳芝的动心助奸，也应该容忍一下蒋中正的动气除奸吧。

     从纯艺术角度看，笔者还是很欣赏李安电影的，他的作品至少好过张艺谋的装腔作势和王家卫的故弄玄虚。可李安的女刺客和张艺谋的男刺客在目标面前一样糊涂软弱，无论是温柔一刀还是“十步一杀”都下不了手。龙应台称《色戒》是“真正的离经叛道”，其实这种汉奸史观由来以久，近年来更是叫嚣尘上，李安也不算太出格。《色戒》在中国内地的电影审查意见只限于色情暴力场面，意识形态方面了无问题，说明此片什么政治尺度也没有突破，只是进一步混淆了是非。汉奸史观走到《色戒》这一步，已经到了有个体而无国家，倡私利而抑忠诚，褒感性而贬理智的地步。够水准的自由派不仅不应该为此片叫好，而且应当起而痛斥之。